在路上（美）杰克·凯鲁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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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译者：王永年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1922年3月12日，凯鲁亚克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父母为法裔美国人，他是家中幼子。他曾在当地天主教和公立学校就读，以橄榄球奖学金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结识爱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和尼尔·卡萨迪等“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大学二年级退学从事文学创作，并辗转于美国海军和商用航运公司等处。1950年，第一部小说《乡镇和城市》出版。1957年的《在路上》问世后，他成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跻身二十世纪最有争议的著名作家行列。他还著有《达摩流浪者》、《地下人》、《孤独的旅人》和《孤独天使》等作品。1969年10月21日，凯鲁亚克在佛罗里达圣彼得堡去世，享年47岁。

序言

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周三）午夜前不久，杰克·凯鲁亚克偕同与他同居的年轻作家乔伊斯·约翰逊离开她在纽约市上西区的公寓，来到第六十六街和百老汇路口的报摊前，等候送报卡车送来次日的《纽约时报》。出版社事先通知凯鲁亚克说，那天的报纸要刊出一篇有关他的小说《在路上》的评论，他们买了从大捆《时报》里抽出来的第一份，站在路灯底下，打开报纸，找到《时报图书》一栏。评论者是吉尔伯特·米尔斯坦，他这样写道：
《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小说]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以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
就如同《太阳照样升起》比二十年代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更能被认为是“迷惘的一代”的信仰声明一样，《在路上》将被奉为“垮掉的一代”的信仰声明。
凯鲁亚克和约翰逊拿了他们买的报纸，进了附近一家酒馆的小房间，在暗淡的灯光下一遍又一遍地看评论。杰克不停地摇头，约翰逊在她的回忆录《小人物》里写道：“仿佛他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高兴不起来。”最后，他们回她的公寓去睡觉。据乔伊斯回忆，“杰克最后一次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躺下。
第二天早晨，电话铃声吵醒了他，他已经出名了。” 第二天，记者们并不采访凯鲁亚克的写作情况，而是询问他对“垮掉的 ”一词的解释，此后这一提问伴随了他一生。《村声》的评论者把他出版的书称为“向当时难以捉摸的反叛精神发出的战斗号召”。两星期前，艾伦· 金斯堡的诗集《嚎叫及其他》成了旧金山一桩闹得沸沸扬扬的淫秽诉讼案的题目，一直没有定论；到了十月，克莱顿·霍恩法官判定金斯堡的诗“在社会意义上尚有可取之处”。金斯堡把他的《嚎叫及其他》题献给他的朋友卡尔‘所罗门、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和尼尔·卡萨迪，开头的诗句经常被报刊引用：“我看见这一代最优秀的人毁于疯狂，（他们）食不果腹、歇斯底里、衣不蔽体……” “垮掉的一代”成了新闻，凯鲁亚克被公认为是其主要代表人物。
凯鲁亚克被认为在《在路上》这本书里为新一代人下了定义，记者们围着询问他在小说里描写的那种生活方式。他们并不关心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写那本书花了多少时间，或者他身为作家打算做什么。凯鲁亚克最初对这些问题的标准答复——据乔伊斯·约翰逊的回忆，带着“奇特的礼貌和耐心”——在于解释“垮掉的”一词，那是十多年前他在时报广场从一个名叫赫伯特·洪克的小混混嘴里听来的，洪克用它来形容一种亢奋而精疲力竭的状态，但在杰克心中，它同天主教的真福直观的概念联系了起来，真福直观是指圣徒灵魂在天堂对上帝的直接认知。访问他的人大多数不了解这种思想方式，他们希望得到的是顺溜的引语，而不是一个时髦俚语的带宗教意味的派生词。
凯鲁亚克说他消磨在路上的时间有七年，但用于写那部小说的时间只有三个星期，这种说法并没有改善他的处境。当凯鲁亚克以畅销书作者身份出现在斯蒂夫·艾伦的节目上时，艾伦挖苦说，他宁肯花三个星期旅行，花七年写书，而不会像凯鲁亚克这样本末倒置。凯鲁亚克夸口说《在路上》的原稿是他一鼓作气在三星期内完成的，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嗤之以鼻说： “那不是写作；是打字。”凯鲁亚克终于抱怨说： “美国的作家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受刺探个人隐私并加以炒作的狗仔队的骚扰？”媒体的反应毫不留情，他们认为恐怕要等另一代人成长以后，凯鲁亚克才会被接受，被看作是具有独特的散文风格和引人注意的生活观的严肃作家。《在路上》成为美国经典作品之后很久凯鲁亚克才得到承认。
……
三天后，我跪在地板上，打开寄给我的《在路上》样书的板条箱，这本书完全是讲科迪的……Memere守在商店，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前廊门口悄悄射进一缕金色的光线；我抬起头来，只见门口站着科迪【和三个别的朋友】……我们在金色的光线下面面相觑。没有一点声息。我们都咧着嘴笑，我手里拿着一本我自己还未翻过的《在路上》，被他们撞个正着！我不由自主地递给科迪一本，毕竟他才是这本疯狂可悲的书的主角。我一生中几次和科迪见面，每次的场合仿佛都悄悄地洒满金色的阳光，以后有机会还要详谈，虽然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除非这表示科迪确实是降临人间的天使或者大天使，被我认出来了。
几页之后，凯鲁亚克描写那天他和科迪伤心告别的时刻，仿佛后悔他把朋友的生平当作他写书的题材：“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没有直面同我告别，而是把眼光转向别处——当时我不明白，现在依然不明白——我知道准会出问题，结果确实也出了大问题……”
凯鲁亚克从来没有让批评家们相信“垮掉的一代”“基本上是信仰宗教的一代”，但是他的朋友霍姆斯明白，《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在路上》可以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弗‘斯科特·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并列为美国的经典作品，被视为探索个人自由的主题和拷问“美国梦”承诺的小说。
如同别的经典作品一样，凯鲁亚克的书也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对待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态度。亨利·詹姆斯评论哈丽雅特·比彻·斯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时说的一段话也适用于《在路上》：小说“运气好得异乎寻常，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它远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种想象的状态，一种醒悟的感觉”。凯鲁亚克的小说提供了同两个伟大的美国“勇气教师”萨尔·帕拉迪斯和迪安·莫里亚蒂一起上路漫游的机会——也许他们是部落里硕果仅存的两位了。
安·查特斯

文摘

版权页：

男人们结束了工作都开车回家，他们戴着各式各样的帽子，有的是铁路员工的帽子，有的是棒球帽，正像任何别的城镇下班时的情况一样。其中一个把我捎带上山，在草原边上一个僻静的十字路口让我下车。那儿景色很美。经过的汽车都是农民的车；他们向我投来猜疑的眼光，克啷克啷地开走了，牛群慢条斯理地回家。一辆卡车都没有。少数几辆汽车疾驶而过。一个驾驶改装过的高速汽车的小伙子经过时围脖在空中飘拂。太阳很快下山了，于是我站在紫色的暮霭中。现在我害怕了。衣阿华乡下没有一点灯光；过不了多久，谁都看不见我。幸好有一个回达文波特的人让我搭车到了市区。可是我又回到了出发的地点。
我到公共汽车站，坐在那儿思考这件事。我又吃了苹果馅饼和冰淇淋；我一路上只吃这两种东西，当然，我知道它们很有营养，味道也不错。我决定冒一下险。我从达文波特市区乘公共汽车，在汽车站的咖啡店里待了半小时专看女侍者，然后上车到了市区边缘，这次在加油站附近下车。这里许多大卡车隆隆轰响，不出两分钟，一辆卡车戛然停住，让我上车。我喜出望外地赶过去，打心眼里喝彩。那位卡车司机长得五大三粗，暴眼睛，嗓音嘶哑刺耳，动作大大咧咧的，不一会儿就启动了他的卡车，几乎不怎么理睬我。这一来，我疲倦的灵魂可以稍事休息了，要知道，免费搭车的最大麻烦之一就是不得不同无数人谈话，让他们觉得同意你搭车并不是错误，甚至对他们来说是件乐事。当你赶远路，不打算在旅馆睡觉时，这一切尤其成了沉重的负担。卡车司机在引擎的轰响中同我说话，不得不扯开嗓门嚷嚷，我也跟着大声嚷嚷，于是，大家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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